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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8年起的十年时间内，不少外资银行股东选择抛售乃至清仓中资银行股权。这其中除了外资股东自身遭遇的经营困境及战略布局调整等因素外，持股比例不超过20%的上限，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外资股东通过持续增持以提高话语权乃至取得控股权的可能。据《证券日报》记者统计，目前在A股26家上市银行中，尚有8家银行的前十大股东名单中存在外资银行股东的身影。随着外资股东持股比上限即将被打破，这些外资银行股东未来是否借此展开增持，或者有新外资股东布局上市银行将是未来新规落地后的一大看点。

中国基金报记者：2008年，A股暴跌，上证指数下跌了65%。你们当时怎么样？陈光明：2007年4月上证指数涨到4000点之后，我变得特别紧张，晚上都睡不好觉。从价值投资的角度，4000点以上的A股已经没有太好的投资标的，但我们没有严格执行价值投资的纪律，虽然知道市场已经比较疯狂，但无法预测市场会疯狂到什么程度，做资产管理，市场的压力还是在的。我们陆续减持了一些仓位，同时对持仓的品种进行了调整，减持了一些前期涨幅过大的股票，比如地产股、有色股基本都卖掉了，换成了一些涨幅少、业绩优、估值低的品种。所以，2008年我们不是亏得太惨，遗憾的是，减仓不够彻底，我们平均仓位大概在60%左右。

同样不容乐观的还有人口。据《天津日报》报道，2017年末，全市常住人口总量1556.87万人，较上年减少5.25万人，降幅0.34%。其中，外来常住人口总量498.23万人，减少9.31万人，降幅1.83%。事实上，梳理天津近5年人口数量，不难发现，这座城市常住人口增加值正逐年递减。

除了招人，资管圈对银行理财子公司也极为关注。业内认为，理财子公司在销售渠道、固收投资等方面具备优势，而且新规放松理财产品购买门槛、投资范围等，由于银行理财子公司职能和公募基金趋同，未来可能对公募造成冲击。但也有人表示不用担心，将来理财子公司能否真正往市场化、投研驱动道路走，还要看银行改革的决心，打破固有思维。公私募跟理财子公司的关系既有竞争，当然也会有合作。

这项协议遭到危地马拉国内的强烈反对，据法新社报道，一项民意调查显示，82%的危地马拉民众反对这一协议。7月27日，数以百计危地马拉人聚集在总统府周围，抗议政府签署协议。反对人士说，危地马拉没有能力帮助邻国移民，同样没有处理大量庇护申请的经验。

但要看到，北京市早已明确了全国政治、文化、国际交往、科技创新中心的战略定位，经济中心已不再是首都四大核心功能。剥离国企总部及分支机构，则是首都“瘦身”的必然。近年来，北京也已启动非首都功能的疏解，众多一般性制造业、区域性物流基地、区域性批发市场、部分教育医疗等纷纷转移河北、天津，并取得了不错的效果。这也为下一步更深层次的国企总部转移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