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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是风险的防控能力，一旦出现政权更迭，企业方面要做工作，国家层面比如外交部，他们有一些相应的沟通协调机制，保证项目的运营和回收。当然有一些是不可抗力，是很难操纵的，比如马来西亚的东海岸铁路项目，因为马来西亚国内希望联盟的压力非常大，所以这个项目就算国家去协调管控，也很难再重启了。所以海外项目在前期要做好更加充分的准备。很多项目不能盲目上马，不能为了一些成绩，不做评估就上马。

中国一向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如果沿线国家的政权更替，对“一带一路”建设造成了影响，我们该采取什么措施规避这种政治风险？黄日涵：沿线国家的政权更迭确实已经存在，也是我们无法阻挡的。所以我个人认为，对于这种事情，一是要签订双边保护条款，比如BIT双边条款模式，这样的话如果日后涉及到索赔，是有条约依据的。这是一个方法。

但在2018年12月16日，李洪元却因涉嫌敲诈勒索罪被深圳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并于2019年1月22日被逮捕。但最终因“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于2019年8月23日被释放，总共被羁押了251天。此事一经曝光，便收获了外界无数的关注。大家怀疑李洪元是否因为要求离职补偿而被当初所在部门恶意构陷。

公司指出，由于融资渠道严重受限，偿债能力持续恶化，流动性趋紧，且难以在短期内处置相关资产筹措本期债务兑付资金，因此出现违约。普遍的剧情是接下来公司股价受到影响将继续滑落，但反映在贵人鸟身上，却走出了似乎不太一样的故事。自11月19日起贵人鸟股价出现上涨，且在11月21日至11月26日的连续4个交易日内均实现涨停。

此外，7月4日，浙江保监局处罚函显示，2015年9月份至2017年3月份，永诚财险浙江分公司通过微营销平台累计收取保费12990.79万元，共向某科技有限公司支付技术服务费3014.27万元，其中某科技有限公司自留金额634.9万元。永诚财险浙江分公司虚增技术服务费共计2379.37万元，通过某科技有限公司以微信转账的方式向业务人员（“微店”店主）支付展业费用，其中向员工（A店店长）支付1629.62万元，向非员工（B店店长）支付749.75万元。

在操作上，他的前十大重仓股票持有比例通常比较高，占50-60%，但会分散在四五个相关系数比较低的行业。整体来看，这种均衡体现在组合的各个方面，在持股独立性上也要体现出这种均衡性。最后，他不忘强调安全边际的重要性。投资时尝试给每只股票做定价，算一算这只股票最便宜值多少钱，想清楚如果出现泡沫的话，市场不理性的时候能够给它多少钱，只有风险收益比有一定吸引力的时候，董理才会选择参与。